二十七 -------------------------------------------------------------------------------- 　　沙斐雅公爵夫人刚吃完她那顿烹调讲究、营养丰富的午饭。她总是单独吃饭，免得人家看见她在做这种毫无诗意的俗事时的模样。她的卧榻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咖啡。她在吸烟。沙斐雅公爵夫人身材瘦长，黑头发，牙齿很长，眼睛又黑又大。她总是竭力打扮成年轻的模样。 　　关于她同医生的关系，有不少流言蜚语。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把它放在心上，但今天他不仅想了起来，而且看见那个油光光的大胡子分成两半的医生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他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沙斐雅公爵夫人身边的矮沙发上坐着柯洛索夫，他正在搅动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陪聂赫留朵夫走到母亲屋里，但她自己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赶你们走，你们再来找我，”她对柯洛索夫和聂赫留朵夫说，那语气仿佛她跟聂赫留朵夫根本没有闹过什么别扭。她快乐地嫣然一笑，悄悄地踩着厚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讲，”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脸上挂着一种简直可以乱真的假笑，露出一口同真牙一模一样精致好看的长长的假牙。“听说您从法院出来，心里十分愁闷。我明白，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干这种事是很痛苦的，”她用法语说。 　　“对，这话一点也不错，”聂赫留朵夫说，“你会常常感到你没有……你没有权利去审判……” 　　“这话说得太对了！”她仿佛因为他的话正确而深受感动，其实她一向就是这样巧妙地讨好同她谈话的人的。 　　“那么，您那幅画怎么样了？我对它很感兴趣，”她又说。 　　“要不是我有病，我早就到府上去欣赏欣赏了。” 　　“我完全把它丢下了，”聂赫留朵夫干巴巴地回答，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就跟她的老态一样使人一目了然。他怎么也不能勉强装出亲切的样子。 　　“这可不行！不瞒您说，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能，” 　　她对柯洛索夫说。 　　“她这样撒谎怎么不害臊，”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暗想。 　　等到沙斐雅公爵夫人确信聂赫留朵夫心情不佳，不可能吸引他参加愉快知趣的谈话，她就把身子转向柯洛索夫，征求他对一出新戏的意见，仿佛柯洛索夫的意见能消除一切疑问，他的每一句话都将永垂不朽。柯洛索夫对这出戏批评了一通，还乘机发挥了他的艺术观。沙斐雅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大为惊讶，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但立刻就认输了，最多只能提出折衷看法。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所看见和听见的同眼前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听沙斐雅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听柯洛索夫说话，他发现：第一，沙斐雅公爵夫人也好，柯洛索夫也好，他们对戏剧都毫无兴趣，彼此也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要说说话，无非是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咙肌肉的生理要求罢了；第二，柯洛索夫喝过伏特加、葡萄酒和甜酒，有了几分酒意，但不象难得喝酒的农民那样烂醉如泥，而是嗜酒成癖的那种人的微醺。他身子并不摇晃，嘴里也不胡言乱语，只是情绪有点反常，扬扬自得，十分兴奋；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到，沙斐雅公爵夫人在谈话时总是心神不定地望望窗子，因为有一道阳光斜射进窗口，这样就可能把她的老态照得一清二楚。 　　“这话真对，”她就柯洛索夫的一句评语说，接着按了按床边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出去，仿佛是家里人一样。沙斐雅公爵夫人边说话边目送他出去。 　　“菲利浦，请您把这窗帘放下来，”那个模样漂亮的侍仆听到铃声走进来，公爵夫人用眼睛示意那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有点神秘的地方，没有神秘就不成其为诗，”她说，同时斜着一只黑眼睛怒容满面地瞅着那个正在放窗帘的侍仆。 　　“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她忧郁地微笑着，眼睛没有离开那正在拉直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您不该放那块窗帘，要放大窗子上的窗帘，”沙斐雅公爵夫人痛苦地说，为了说出这两句话得费那么大的劲，她显然很怜惜自己。接着提起戴满戒指的手，把那支冒烟的香气扑鼻的纸烟送到嘴边，使自己平静下来。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地微微鞠了一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腿肚发达的强壮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瞧着公爵夫人，动手拉窗帘，使她的身上照不到一丝阳光。可他还是没有做对，害得苦恼不堪的沙斐雅公爵夫人不得不放下关于神秘主义的谈话，去纠正头脑迟钝、无情地使她烦恼的菲利浦。菲利浦的眼睛里有个火星亮了一亮。 　　“‘鬼才知道你要怎么样！’——他心里大概在这么说吧，”聂赫留朵夫冷眼旁观着这一幕，暗自想着。不过，菲利浦，这个美男子和大力士，立刻掩藏住不耐烦的态度，沉住气，按照这位筋疲力尽、虚弱不堪而又矫揉造作的沙斐雅公爵夫人的话做去。 　　“达尔文学说自然有部分道理，”柯洛索夫说，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矮沙发上，同时睡眼蒙眬地瞧着沙斐雅公爵夫人，“但他有点过头了。对了。” 　　“那么您相信遗传吗？”沙斐雅公爵夫人问聂赫留朵夫，对他的沉默感到难受。 　　“遗传？”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不信，”他嘴里这样说，头脑里不知怎的却充满了各种古怪的形象。他想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赤身露体，旁边则是一丝不挂的柯洛索夫，肚子象个西瓜，脑袋光秃，两条没有肌肉的手臂好象两根枯藤。他还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沙斐雅公爵夫人用绸缎和丝绒裹着的肩膀其实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他连忙把它驱除。 　　沙斐雅公爵夫人却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他。 　　“米西可在等您了，”她说。“您到她那里去吧，她要给您弹舒曼的新作呢……挺有意思。” 　　“她根本不想弹什么琴。她这都是有意撒谎，”聂赫留朵夫暗自想，站起身来，握了握沙斐雅公爵夫人戴满戒指的枯瘦的手。 　　卡吉琳娜在客厅里迎接他，立刻就同他谈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陪审员的职务可把您累坏了，”她照例用法语说。 　　“哦，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好，可我也没有权利使别人难受，”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情绪不好哇？” 　　“我不愿意说，请您原谅，”他一面说，一面找他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曾经说过做人要永远说实话，而且您还给我们讲过一些极其可怕的事。为什么您今天就不愿意说呢？你还记得吗，米西？”卡吉琳娜对走近来的米西说。 　　“因为当时只是开开玩笑，”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回答。 　　“开开玩笑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太糟糕了，我是说，我太糟糕了，至少我无法说实话。” 　　“您不用改口，最好还是说说，我们糟在什么地方，”卡吉琳娜说。她抓住聂赫留朵夫的语病，仿佛没有注意到他的脸色是那么严肃。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的事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因此情绪总是很好。走，到我那儿去吧。让我们来努力驱散你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好象一匹被人抚摩着而要它戴上笼头、套上车子的马。今天他特别不高兴拉车。他道歉说他得回家去，就向大家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您要记住，凡是对您重要的事，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明天您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着感到害臊，但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为自己害臊还是为她害臊。他涨红了脸，匆匆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很感兴趣呢，”等聂赫留朵夫一走，卡吉琳娜说。“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准是一件有关体面的事： 　　我们的米哈伊尔怄气了。” 　　“恐怕是件不体面的桃色案件吧，”米西原想这样说，但是没有出口，她痴呆呆地瞪着前方，那阴郁的神色同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不过，即使对卡吉琳娜她也没有把这句酸溜溜的俏皮话说出来，而只是说： 　　“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日子，也有不开心的日子。” 　　“难道连这个人都要欺骗我吗？”米西暗自想。“事到如今他还要这样，未免太不象话了。” 　　要是叫米西解释一下她所谓的“事到如今”是什么意思，她准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她无疑知道，他不仅使她心里存着希望，而且简直已经答应她了。倒不是说他已经明确对她说过，而是通过眼神、微笑、暗示和默许表明了这一点。她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她的，要是失掉他，那她真是太难堪了。 　　------------------ 二十八 -------------------------------------------------------------------------------- 　　“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路上反复想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的沉重心情到现在始终没有消除。他觉得，表面上看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对她并没有什么过错：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话，也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同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然而今天他从心里感觉到，他无法同她结婚。“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他反复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同米西的关系，而且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又可憎又可耻，”他走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又暗自说了一遍。 　　“晚饭我不吃了，”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餐具和茶了）的侍仆柯尔尼说，“你去吧。” 　　“是，”柯尔尼说，但他没有走，却动手收拾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瞧着柯尔尼，觉得他很讨厌。他希望谁也别来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下，可是大家似乎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掉，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到茶炊旁去斟茶，忽然听见阿格拉芬娜的脚步声，他慌忙走到客厅里，随手关上门，免得同她见面。这个做客厅的房间就是三个月前他母亲去世的地方。这会儿，他走进这个灯光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着他父亲的画像，另一盏照着他母亲的画像，他不禁想起了他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他觉得这关系是不自然的，令人憎恶的。这也是又可耻又可憎。他想到，在她害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对自己说，他这是希望她早日摆脱痛苦，其实是希望自己早日摆脱她，免得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模样。 　　他存心唤起自己对她美好的回忆，就瞧了瞧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家画成的。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有意要充分描绘高耸的胸部、双乳之间的肌肤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实在是又可耻又可憎。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就带有令人难堪和亵渎的味道。尤其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个房间里，她当时已干瘪得象一具木乃伊，却还散发出一股极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不仅充溢这个房间，而且弥漫在整座房子里，怎么也无法消除。他仿佛觉得至今还闻到那股味道。于是他想起，在她临终前一天，她用她那枯瘦发黑的手抓住他强壮白净的手，同时盯住他的眼睛说：“米哈伊尔，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责怪我，”说着她那双痛苦得失去光辉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可憎！”他望了望那长着象大理石一般美丽的肩膀和胳膊、露出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自言自语。画像上袒露的胸部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几天前他看到她也这样裸露着胸部和肩膀。那个女人就是米西。那天晚上她找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去，为的是让他看看她去赴舞会时穿上舞会服装的模样。他想到她那白嫩的肩膀和胳膊，不禁有点反感。此外还有她那个粗鲁好色的父亲、他可耻的经历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声名可疑的爱说俏皮话的母亲。这一切都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真是又可耻又可憎，又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必须摆脱……必须摆脱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雅的虚伪关系，抛弃遗产，抛弃一切不合理的东西…… 　　对，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到国外去，到罗马去，去学绘画……”他想到他怀疑自己有这种才能。“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就行。先到君士坦丁堡，再到罗马，但必须赶快辞去陪审员职务。还得同律师商量好这个案件。” 　　于是他的头脑里突然浮起了那个女犯的异常真切的影子，出现了她那双斜睨的乌黑眼睛。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匆匆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于是，他同她一起度过的景象一幕又一幕地呈现在眼前。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的相逢，想起当时支配他的兽性的欲望，以及欲望满足后的颓丧情绪。他想起了雪白的连衣裙和浅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唉，我爱她，在那天夜里我对她确实怀着美好而纯洁的爱情，其实在这以前我已经爱上她了，还在我第一次住到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就深深地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当年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他浑身焕发着朝气，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想到这里他感到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实在相差太远了。这个差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陪商人酗酒而今天上午受审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一样大。当年他生气蓬勃，自由自在，前途未可限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在愚蠢、空虚、苟安、平庸的生活罗网里，看不到任何出路，甚至不想摆脱这样的束缚。他想起当年他以性格直爽自豪，立誓要永远说实话，并且恪守这个准则，可如今他完全掉进虚伪的泥淖里，掉进那种被他周围一切人认为真理的虚伪透顶的泥淖里。在这样的虚伪泥淖里没有任何出路，至少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深陷在里面，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还扬扬自得。 　　怎样解决跟玛丽雅的关系，解决跟她丈夫的关系，使自己看到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不至于害臊？怎样才能诚实地了结同米西的关系？他一面认为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母亲遗下的领地，这个矛盾该怎样解决？怎样在卡秋莎面前赎自己的罪？总不能丢开她不管哪！“不能把一个我爱过的女人抛开不管，不能只限于出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赎罪，就象当年我给了她一笔钱，自以为尽了责任那样。” 　　于是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在她手里，就跑掉了。“哦，那笔钱！”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心里也象当时一样又恐惧又嫌恶。“唉，多么卑鄙！”他也象当时一样骂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我就是无赖，就是流氓！”他大声说。“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了停，“难道我真的是无赖吗？如果我不是无赖，那还有谁是呢？”他自问自答。“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发自己。“难道你同玛丽雅的关系，同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借口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就享用你自己也认为不合理的财产。你的生活整个儿都是游手好闲、卑鄙无耻的。而你对卡秋莎的行为可说是登峰造极了。无赖，流氓！人家要怎样评判我就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欺骗不了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近来他对人，特别是今天他对公爵，对沙斐雅公爵夫人，对米西和对柯尔尼的憎恶，归根到底都是对他自己的憎恶。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堕落的心情是既痛苦又欣慰的。 　　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 　　在这种觉醒以后，聂赫留朵夫总是订出一些日常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写日记，开始一种他希望能坚持下去的新生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翻开新的一页”①。但每次他总是经不住尘世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陷得更深。 　　-------- 　　①原文是英语。 　　他这样打扫灵魂，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正好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这次觉醒使他生气蓬勃、精神奋发，而且持续了相当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以身殉国，也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不久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还有过一次觉醒，那是他辞去军职，出国学画的时候。 　　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有好久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精神上从来没有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太不协调了。他看到这个矛盾，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个差距是那么大，积垢是那么多，以致他起初对净化丧失了信心。“你不是尝试过修身，希望变得高尚些，但毫无结果吗？”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魔鬼那么说。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身上觉醒了，他是真实、强大而永恒的。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管他所过的生活同他的理想之间差距有多大，对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办得到的。 　　“我要冲破束缚我精神的虚伪罗网，不管这得花多大代价。我要承认一切，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说。“我要老实告诉米西，我是个生活放荡的人，不配同她结婚，这一阵我只给她添了麻烦。我要对玛丽雅（首席贵族妻子）说实话。不过，对她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要合理处置遗产。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她犯了罪，我要尽可能减轻她的痛苦。对，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对，我将象孩子一样要求她的饶恕。”他站住了。“必要时，我就同她结婚。” 　　他站住，象小时候那样双臂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仰望着上苍说： 　　“主哇，你帮助我，引导我，来到我的心中，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做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清除他身上的一切污垢。他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勇气和生趣，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如今他都能做到。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又有好的泪水，又有坏的泪水。好的泪水是由于这些年来沉睡在他心里的精神的人终于觉醒了；坏的泪水是由于他自怜自爱，自以为有什么美德。 　　他感到浑身发热。他走到窗口，打开窗子。窗子通向花园。这是一个空气清新而没有风的月夜，街上响起一阵辘辘的马车声，然后是一片寂静。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杨树，那光秃的树枝纵横交错，把影子清楚地投落在广场干净的沙地上。左边是仓房的房顶，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白忽忽的。前面是一片交织的树枝，在树枝的掩映下看得见一堵黑魆魆的矮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房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沁人心脾的空气。 　　“太好了！哦，太好了，我的上帝，太好了！”他为自己灵魂里的变化而不断欢呼。 　　------------------ 二十九 --------------------------------------------------------------------------------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牢房。她不习惯长途跋涉，如今一口气走了十五里石子路，感到两腿酸痛，精神上又受到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的打击，再加饥饿难忍，人简直要瘫下来。 　　在一次审讯暂停时，法警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涌满口水。她感到饥饿，但去向他们讨一点来吃，又觉得失面子。这以后又过了三小时，她不再想吃东西，但觉得浑身乏力。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最初一刹那，她以为是她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苦役犯这个词儿同自己联系起来。不过，她看见法官和陪审员脸上都那么一本正经，无动于衷，判决时都若无其事，感到十分气愤，就向整个法庭大声叫屈。但看到就连她的叫屈人家也不当一回事，又不能改变局面，她就哭了，觉得只好顺受那个硬加到她头上的天大冤屈。特别使她感到惊讶的是，那么残酷地给她判刑的竟是那些一直和蔼可亲地打量着她的中年和青年男人。她看出，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副检察官，心情一直与别人不同。她起初坐在犯人拘留室里等待开庭，后来在审讯暂停时又坐在那里，她看到这些男人都假装有什么事，在她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房间里来，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看她。谁想到就是这些男人竟莫名其妙地判她服苦役，尽管她并没有犯被控告的那些罪。开头她放声痛哭，后来停止了哭泣，呆呆地坐在拘留室里，等待押回监狱。现在她只渴望一件事：吸烟。当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也被押到这个房间里时，她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包奇科娃一来就骂玛丝洛娃，叫她苦役犯。 　　“怎么样，你赢了？没罪了？这回怕逃不掉了吧，贱货！ 　　你这是罪有应得。服了苦役，看你还怎么卖俏？” 　　玛丝洛娃双手揣在囚袍袖管里，坐在那儿，低下头，呆呆地望着前面两步外那块踩得很脏的地板，嘴里只是说： 　　“我没惹您，您也别来犯我。我可没惹您，”她反复说了几遍，就不再吭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个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变得稍微灵活些。 　　“你是玛丝洛娃吗？”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法警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位太太？” 　　“你拿去就是了，谁高兴跟你多罗唆。” 　　这钱是妓院掌班基达耶娃叫他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问民事执行吏，她能不能给玛丝洛娃一点钱。民事执行吏说可以。她获得许可，就脱下钉有三个钮扣的麂皮手套，露出又白又胖的手，从绸裙的后面皱褶里掏出一个时式钱包。钱包里装着厚厚一叠息票①，那都是她从妓院挣得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取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加上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民事执行吏。民事执行吏唤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这些钱交给法警。 　　-------- 　　①在帝俄时代，证券的息票往往当现钱流通。 　　“请您务必交给她，”基达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人家如此不信任他而生气，所以才那么怒气冲冲地对待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拿到钱很高兴，因为有了这钱就可以弄到此刻她所想要的唯一东西。 　　“真想弄些烟来抽抽，”她渴望抽烟，暗自想着。她实在想抽烟，就拚命吸着弥漫在走廊里的烟味——那是从各个办公室里飘出来的。但她还得等待好多时候，因为负责派人遣送她回狱的书记官把被告给忘了，只顾同一名律师谈论一篇查禁的文章，甚至同他发生了争吵。审判结束后，有几个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特意走来看她一眼，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但她此刻根本不去理会他们。 　　直到四点多钟，她才被押解回狱。押解她的那个下城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庭。还在法庭门厅里，她就给了他们二十戈比，要求他们给她买两个白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了，接过钱说： 　　“好的，我们去给你买，”他说完真的去给她买了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头交给她。 　　路上是不准吸烟的。这样玛丝洛娃只得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走回牢房。她回到监狱门口，大约有一百名男犯正好从火车站被解到这里来。她在过道里遇见了他们。 　　那些犯人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些人剃了阴阳头，脚上哐啷哐啷地带着铁镣。他们弄得前屋里灰尘飞扬，并且充满脚步声、说话声和汗酸气。这些犯人从玛丝洛娃身边走过时，都色迷迷地打量着她，有几个擦着她的身子走过，脸上现出淫猥的丑态。 　　“嘿，这妞儿，长得多俏，”一个犯人说。 　　“你好哇，小娘子，”另一个挤挤眼说。 　　一个脸色黝黑的犯人，后脑壳剃得发青，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脚上拖着哐啷啷响的脚镣，跳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难道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哼，别装腔了！”他露出牙，闪亮眼睛，嚷道。玛丝洛娃把他推开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混蛋？”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对他吆喝道。 　　那犯人缩紧身子，慌忙躲开。副典狱长就转身对玛丝洛娃骂道： 　　“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想说她从法院里刚回来，但她实在太疲乏了，所以懒得开口。 　　“刚从法院里来，长官，”那个年纪大些的押解兵穿过人群，手举到帽沿上敬礼说。 　　“噢，那就把她交给看守长。简直不象话！” 　　“是，长官。” 　　“索柯洛夫！把她带去，”副典狱长嚷道。 　　看守长走过来，怒气冲冲地往玛丝洛娃的肩上一推，对她点点头，把她领到女监的走廊里。在那里她被浑身上下搜摸了一遍，没有搜到什么（那包香烟已被塞在面包里），就又被送回早晨出来的那间牢房里。 三十 -------------------------------------------------------------------------------- 　　玛丝洛娃那间牢房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扇窗子，靠墙有一座灰泥剥落的火炉，还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位。牢房中央，正对房门挂着乌黑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挂着一束积满灰尘的蜡菊。房门左边有一块发黑的地板，上面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木桶。看守刚点过名，女犯们就被锁在牢房里过夜。 　　这里总共关着十五个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天色还很亮，只有两个女人躺在板铺上：一个是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捕的傻婆娘，她差不多一直用囚袍蒙住头睡觉，另一个害有痨病，因犯盗窃罪而判刑。这个女人用囚袍枕着头，睁大一双眼睛躺在那里没有睡着，勉强忍着咳嗽，压下一口涌上喉咙而感到发痒的粘痰。其余的女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一件粗布衬衫。有的坐在板铺上缝补，有的站在窗边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今天早晨玛丝洛娃去受审时送别她的老太婆，名字叫柯拉勃列娃。她神色忧郁，蹙着眉头，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皮肉松弛，象挂着一个口袋。她身材高大，淡褐色头发编成一根短小的辫子，两鬓花白，脸颊上有一个疣子，上面长着汗毛。这个老太婆因为用斧头砍死亲夫，被判处苦役。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他纠缠她的女儿。她是这个牢房里的犯人头，但她还偷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那双做惯粗活的大手象一般农妇那样用三个手指捏着针，针尖对着自己的身子。她旁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个儿不高的女人。她生着狮子鼻和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模样和善，喜欢唠叨，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上的道口工，被判处三个月徒刑，因为火车来的时候她没有举起旗子，结果出了车祸。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同伴们都叫她费尼奇卡。她是一个脸色白里透红、模样可爱的年轻女人，生有一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两条淡褐色长辫子盘在小小的脑袋上。她被关押是因为蓄意毒死丈夫。她出嫁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结婚后就想毒死丈夫。在她交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仅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当法院开庭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十分恩爱了。尽管做丈夫的和公公，特别是十分疼爱她的婆婆，在法庭上竭力替她开脱，但她还是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乐观、总是笑眯眯的费多霞就睡在玛丝洛娃旁边。她不仅很喜爱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板铺上还有两个女人坐着不干活。一个四十岁光景，面黄肌瘦，年轻时一定长得很美，如今可变得又黄又瘦了。她手里抱着一个娃娃，露出又长又白的乳房给他喂奶。她犯的罪是：她的村子里被押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这样不合法，就拦住警察局长，把新兵夺回来。她就是那个被非法押走的小伙子的姑妈，带头抓住新兵所骑的马的缰绳。板铺上还闲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相貌和善，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这个老太婆坐在火炉旁边的板铺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嘻嘻哈哈地从她旁边跑过，她装出要捉他的样子。那孩子只穿一件小小的衬衫，在她面前跑来跑去，嘴里一直嚷着：“哈哈，老婆婆，你抓不住我的，你抓不住我的！”这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一起被控犯纵火罪。她心平气和地忍受着监禁生活，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唯恐她不在，他会生满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跑掉了，没有人招呼他洗澡。 　　除了这七个，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扇打开的窗子前面，双手握住铁栅栏，同刚才在门口撞见玛丝洛娃、此刻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又是比手势，又是叫嚷。其中有个因犯偷窃罪而被判刑的女人，生得高大笨重，一身是肉，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粗大的脖子从敞开的衣领里露了出来。她对着窗口声音嘶哑地拚命嚷着一些不堪入耳的粗话。她旁边站着一个皮肤发黑、相貌难看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短得出奇，身材象十岁的小姑娘。她脸色发红，长满面疱，两只黑眼睛之间的距离很宽，嘴唇又厚又短，遮不住她那暴出的白牙齿。她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发出一阵阵尖利的笑声。这个女犯喜欢打扮，大家都叫她“俏娘们”。她因犯盗窃和纵火罪而受审。她们后面站着一个模样可怜的孕妇。她身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挺着大肚子，形容憔悴，青筋毕露。她被控犯了窝藏贼赃罪。这个女人沉默不语，但看到院子里的情景，一直露出赞许和亲切的微笑。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人因贩卖私酒而判刑。她是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生有一双圆圆的暴眼睛，相貌很和善。这个女人就是老太婆逗着玩的小男孩的母亲。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因为没有人照管，也跟她一起坐牢。她也瞧着窗外，但手里不停地织袜子。听到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的话，她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着一头浅色头发，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个火红色头发的女人旁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拉住她的裙子，眼神呆滞，用心听着男女囚犯对骂，低声学着说，伤佛要把它们记住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在井里活活淹死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浅褐色头发扎成一根不长的粗辫子，但辫子松了，披散开来。她那双暴眼睛呆滞无神。她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衬衫，光着脚板，在牢房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每次走到墙跟前又急促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 　　铁锁哐啷响了一声，玛丝洛娃又被关进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也站住，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她一言不发，接着又迈开她那有力的大步走了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疑问地凝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老天爷！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你坐牢喽。”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放在身边的板铺上。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道口工立刻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唉，真是没想到。看来我们占的卦都不灵。好姑娘，看来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她一口气说出一套亲切动听的话来。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现出满腔同情的神色，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丝洛娃，问。她那张快乐而年轻的脸整个儿变了样，仿佛要哭出来。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你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背有点驼的老太婆在板铺另一头逗着小男孩玩，这时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满心怜悯地摇摇头，啧着舌头说。 　　那个男孩子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翘起上嘴唇，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以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忍不住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但她竭力忍住，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子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都哆嗦着，接着放声痛哭起来。 　　“我早就说过，得找一位有本事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 　　“怎么，要把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出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脸色白里透红的太太，头发梳得很高，敞开的领子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胸部。玛丝洛娃把那包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瞧了瞧烟盒上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怪玛丝洛娃不该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拚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呜咽着说。 　　“这帮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不敬畏上帝，”柯拉勃列娃说。“平白无故就把人家姑娘判了刑。” 　　这当儿，那些留在窗口的女人迸发出一阵哄笑声。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孩子的笑声，同三个大人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里有个男犯作了个什么怪动作，逗得窗口的看客都忍不住笑起来。 　　“呸，这条剃光头毛的公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人说，笑得浑身的胖肉都抖动起来。她把脸贴在铁栅栏上，嘴里胡乱嚷着下流话。 　　“嘿，这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接着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好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丝洛娃怒气冲冲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连忙把烟头捡起来，把它弄直了，同时嘴里说个不停。 　　“看来一点儿也不错，好姑娘，”她说，“真理让骗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把你放了的，我说不会。我说，好人儿，我的心觉得出来，他们不会放过她的。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她说，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来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暴眼睛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样重啊？”她一边问，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迅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要是有钱，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包管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呀……蓬头散发的，大鼻子……嘿，我的太太，要是能把他请来，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 　　“哼，怎么请得起，”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挨着她们坐下，“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想请得动他。” 　　“看样子，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的命也真苦，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进来了，”她又讲起她那讲过成百遍的身世来。“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私酒的女人说，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就放下手里的袜子，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贩卖私酒？’请问，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 　　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 三十二 --------------------------------------------------------------------------------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瞧了瞧。她不识字，但信任那个无所不知的俏娘们。俏娘们告诉她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蒙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丝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丝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道比茶味更浓，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当儿，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特别使她惊讶的一件事，还滑稽地摹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兴致勃勃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拿文件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我看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她笑嘻嘻地说，摇摇头，仿佛她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全会演戏。”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别的都不在意，可是见了女人就没命了。他们这帮男人光吃饭还不行……” 　　“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到了这儿，我也遇到了那类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正好有一批家伙从火车站上押到。他们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死缠住不放，好容易才被我挣脱了。” 　　“那家伙什么模样？”俏娘们问。 　　“皮肤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多半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你看，他刚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走。这回又把他抓住了，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都怕他呢，”俏娘们说，她同男犯人们传递纸条，监狱里发生的事她都知道。“他准会逃走的。” 　　“哼，他会逃走，可不会把咱们带走！”柯拉勃列娃说。 　　“你最好还是讲讲，”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那理事（律师）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如今总得去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雀斑累累的双手伸到蓬乱的浓密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走到那三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把该办的事都告诉你，”她开口道。“劈头第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说你对那个判决不满意，然后再向检察官提出。” 　　“关你什么事？”柯拉勃列娃怒气冲冲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闻到酒味了。这事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嘴。” 　　“人家又不是跟你说话，要你罗唆什么！” 　　“想喝点酒吧？也赶过来了。” 　　“好哇，就给她喝一点吧，”玛丝洛娃说。她一向很慷慨，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让我来给她尝尝……” 　　“哼，来吧！”红头发女人逼近柯拉勃列娃说。“我才不怕你呢。” 　　“臭犯人！” 　　“你自己才是臭犯人！”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道。 　　“对你说，走开！”柯拉勃列娃板起脸说。 　　但红头发女人反而逼拢来。柯拉勃列娃猛然往她敞开的胖胸部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来这一手，出其不意用一只手揪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耳光，但被柯拉勃列娃抓住。玛丝洛娃和俏娘们拉住红头发女人的双手，竭力想把她拉开，但红头发女人揪住对方的辫子，不肯松手。她刹那间把对方的头发松了一松，但目的是把它缠在自己的拳头上。柯拉勃列娃歪着脑袋，一只手揍着她的身体，同时用牙齿咬她的手臂。女人们都围着这两个打架的人，劝阻着，叫嚷着。就连那个害痨病的女犯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瞧着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孩子们拥挤着，啼哭着。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把打架的女人拉开。柯拉勃列娃拆散她那灰白的辫子，拉掉那几绺被拔下的头发。红头发女人拉拢撕破的衬衫，盖住枯黄的胸部。两人都边哭边诉，大声叫嚷。 　　“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灌酒灌出来的。明天我告诉典狱长，让他来收拾你们。我闻得出来，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 　　“你们当心点儿，快把那些东西拿掉，要不你们会倒楣的。我们可没功夫来给你们评理。现在各就各位，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久还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又对骂了一阵，争辩着吵架是谁开的头，是谁的不是。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女人们才安静下来，准备睡觉。那个老太婆随即跪在圣像前面做起祷告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起了，”红头发女人突然从板铺另一头哑着哑子说，每说一句就插进几个刁钻古怪的骂人字眼。 　　“当心别再自讨苦吃，”柯拉勃列娃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回敬她。于是两人都不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开口了，柯拉勃列娃又立刻回敬。 　　然后又是沉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但接着又是对骂。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了。 　　大家都睡了，有几个已发出鼾声，只有那个一向要祷告得很久的老太婆还跪在圣像前叩头。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从床上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头脑里念念不忘她是个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柯拉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玛丝洛娃低声说。“人家做尽坏事，也没什么。我平白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里也不会完蛋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但到底太气人了。我不该有这个命，我过惯好日子了。” 　　“人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了一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这我知道，大婶，但到底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阵。 　　“你听见吗？又是那个骚娘们，”柯拉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那从板铺另一头传来的古怪声音。 　　这是红头发女人勉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所以痛哭，是因为刚才挨了骂，遭了打，她真想喝酒，却又不给她喝。她所以痛哭，还因为她这辈子除了挨骂、嘲弄、侮辱和被打以外没有尝过别的滋味。她想找点开心的事来安慰安慰自己，就回忆她同工人费吉卡的初恋，但一回忆，也就想到这次初恋是怎样结束的。那个费吉卡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看到她痛得身子缩成一团，就跟同伴们哈哈大笑。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觉得伤心极了，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就出声哭起来。她哭得象个孩子，嘴里哼哼着，吸着鼻子，咽着咸滋滋的眼泪。 　　“她真可怜，”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可怜，可她不该来捣乱嘛！” 　　------------------ 三十三 --------------------------------------------------------------------------------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就意识到他遇上一件事。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就断定那是一件大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了，再不能撒谎了，必须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说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这封信聂赫留朵夫期待已久，现在对他特别重要。玛丽雅给了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他记得昨天还准备把全部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听凭他发落。但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并不象昨天想的那么好办。“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使他难堪呢？如果他问起来，那我当然会告诉他。但何必主动去告诉他呢？不，这可没有必要。”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今天早晨他也觉得很困难。这种事确实很难启齿，会让人笑话的。世界上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今天早晨他做了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但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 　　“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同她结婚，”他想。 　　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个想法今天早晨他觉得特别亲切。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芬娜一进来，他就断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么果断——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原来他同阿格拉芬娜有一件事心照不宣，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结婚用的。因此，退租一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芬娜惊讶地对他瞧瞧。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阿格拉芬娜，我今后不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仆人了。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忙，那就麻烦您清理这些东西，暂且象妈妈在世时那样把它们都收拾好。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芬娜摇摇头。 　　“怎么好处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芬娜，多半用不着了，”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这样回答。“还要请您费心对柯尔尼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这样做可不行啊！”她说。“嗯，您就是要到外国去一次，以后回来还是需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芬娜。外国我不去；我要去也到别的地方去。”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应该告诉她，”聂赫留朵夫想，“不用隐瞒，应该把全部真相告诉一切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您记得玛丽雅姑妈家的那个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针线活还是我教她的呢。” 　　“啊，就是那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判，正好碰到我做陪审员。” 　　“哎呀，老天爷，多可怜哪！”阿格拉芬娜说。“她犯了什么罪该受审判啊？”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怎么会是您干的呢？您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芬娜说。 　　她那双老花眼闪出调皮的光辉。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把我的全部计划都改变了。” 　　“那件事怎么会弄得您改变主意呢？”阿格拉芬娜忍住笑，说。 　　“既然我害她走上了那条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因为您有一副好心肠，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那种事谁都免不了。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一切本来就无所谓，都会被忘记的。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阿格拉芬娜一本正经地说，“您也不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能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可不好补救。” 　　“这可是我的责任。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那就想想妈妈生前怎么希望……” 　　“我倒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对先夫人一直感恩不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到这儿用不着我了，我就到她那儿去。您可不用把那种事放在心上，谁都免不了的。” 　　“嗯，我可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请您帮我退掉这座住宅，把东西收拾收拾。您也别生我的气。您的种种好处我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的。”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鄙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却感到阿格拉芬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他很想把自己的悔恨心情告诉柯尔尼，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又不敢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昨天他还觉得很称心，今天却觉得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认为就自己的地位来说，她同他结婚无疑将得到幸福，今天他却觉得他不仅不配同她结婚，简直不配同她亲近。“只要她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就决不会同我来往了。我却还要埋怨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监狱里，明后天就要同大批犯人流放出去服苦役，难道我能幸福吗？不仅不能幸福，而且内心也不能平静。那个被我糟蹋的女人去服苦役，我却在这里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瞒住首席贵族，同他的妻子无耻地勾搭，同时又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看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由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和类似的提案，事后又约她幽会，这是多么卑鄙呀！或者，我将继续去画画，虽然明知那幅画永远也画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去干那种无聊的事。事实上我也根本无法做那种事，”他自言自语，由于内心发生的变化而暗自高兴。 　　“首先得去找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来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她。” 　　他一想到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怎样向她认罪，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三十四 --------------------------------------------------------------------------------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您就等审讯结束吧。现在先请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 　　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那个房间，陪审员正好纷纷从那里出来，到法庭上去。那个商人象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象老朋友那样招呼他。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着一件灰色囚袍。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一个个出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了。他们两人立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这样，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遇到庭长、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要这些地毯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 　　“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我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他好象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象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不致象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象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象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